冯善书：中国的NGO为何困惑？——一场亟待与公众展开的对话[转]

天涯浪子

五年前的一个清晨，21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坐着轮椅、拄着拐杖的残疾人，静静地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升起，泪水，在脸上流淌，身后，是19名志愿者。

　　那是石家庄“爱心互动”助残志愿者组织举办的一次“圆梦之旅”，那些残疾人，多数都是从未走出过家门的重度残疾。十九年来第一次出门的女儿丁玉坤哭着说，这次旅行她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第一次：第一次旅游、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、第一次坐地铁、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关爱……

　　志愿者也哭了，北京这么近，来看一看却是残疾朋友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此后三年组织者帮助47名残疾人圆了旅游之梦，带来的影响是意想不到的，丁玉坤不仅重拾信心治好了痼疾，还做起了手工编织……

　　但是，活动却遭到社会各界的质疑，很多人认为他们更应该帮助残疾人解决温饱问题，花这么多钱带他旅游简直等同于做秀。

　　鉴于种种压力，“圆梦之旅”已经停止了两年，两年中越来越多的残疾朋友打来电话询问。志愿者们很困惑，他们哪里做错了？残疾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哪个更重要，究竟谁说了算？ （文见《民间》2006年夏刊，作者宋玉红）

　　民间组织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？其实不只是“爱心互动”助残志愿者的困惑，而是全国许多民间组织在服务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。

　　像温铁军组织的“大学生支农队”、广东的“乐助会”、“木棉剧场”、“南农实验”、“灯塔计划”等，在与民众广泛接触时，都遇到过类似的尴尬。
   “圆梦之旅”的夭折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深刻的话题。这是一场亟待与公众展开的对话。

　　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后来在跟笔者的一次交流中，解答了残疾人志愿者上述的疑问。

　　贾西津说，慈善组织是把公益资产织成公益事业的编织机，织什么样的图景，组织宗旨就是图样。每个慈善组织都有自己的宗旨，慈善组织有责任按照宗旨去完成公益事业；捐赠者基于对宗旨的认同，予以资金的支持；受益者则是最终的目标群体，是慈善组织存在的目的所在。因而，可以看到，最终的目的在于受益者；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有权利要求慈善组织合法地应用公益资产（比如，不能贪污、履行承诺等）；至于组织运作成本、开展什么项目，只要在其宗旨之下，都是组织可以选择的。当然，如果组织的决策获得公众认可度低，它就比较难获得来自公众的资源，这时组织自然会综合考虑自己的捐赠方、受益者等的需求做出决策。

　　在本案例中，“圆梦之旅”活动不违背助残宗旨，不是滥用公益资产，所以其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，志愿者“错”就谈不上了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他们的资金来于社会捐赠，社会不认可会影响其资金来源。所以，这里涉及的是组织做法与社会认可之间的沟通问题。二者观念不一样，怎么办呢？需要沟通呗。社会质疑是公众表达他们的看法；这时候志愿者组织应该首先做的是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旨，与社会对话。故事的困境是：公众向助残组织表达；残疾人向助残组织表达；助残组织却即无法向公众表达，又没有向残疾人表达。所以，组织成了“接收器”，就只能自己“困惑”了。

　　贾西津副教授，可以说很具体地解答了“爱心互动”助残志愿者们心中的问题。不过，听完她这段话，我们的话题却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
　　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间组织？民间组织的给予和某些公众（不包括直接受益者，如案例中残疾人）的期待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？除了刚才贾西津说到的沟通问题外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因素，譬如，到底是民间组织出了问题，还是某些公众在考虑问题是出了差错？

　　要回答以上几个问题，似乎还得从民间组织的身世渊源说起。

　　社会上出现这么多草根NGO，它们到底从何而来？是政府拿钱办的吗？不是。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也不是。

　　熟悉“乐助会”、“爱心互动”和“南农实验”这些组织背景和历史，或看过它们简介的人都知道，它们是依靠社会某部分热心人士捐款资助，由志愿者自发成立的。他们根植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众，对服务社会和维护公共利益有着执着和永恒的理念。他们的背后没有官方的支持，更不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，他们只是社会上某部分群体的选择。

　　“乐助会”、“爱心互动”、“灯塔计划”这些组织的行动显示出，他们一直在无偿向社会提供各种特色服务，对象则是社会上不特定多数的人群，一般为弱势群体。因为在服务过程中，它们不跟跟受益方发生任何的利益交换，所以被尊称为纯民间的公益组织。

　　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官方组织，与NGO的身世来源和性质则大不相同。政府是拿纳税人的钱办的，宪法都有规定，“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官方组织不仅要为民众办事，且万一做得不好，民众不满意，还可以指责它，甚至通过代议制度换它的人，甚至取消它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官方组织和民众的关系，与民间组织和民众的关系是不同的。民间组织和民众，只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。而官方组织和民众，不仅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，而且有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。

　　搞清楚了这层关系，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孩子是谁生养的，他自然要听谁的话。这又好比我们到商场买米，销售却给了一本书，我们会说：“哎，你给错东西了，我要的是米，你得换，否则不给钱。”商场和我们是交易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样说不但没有错，而且非常正确，这叫依法维权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在街上碰到某个文学社，把社员自己花钱出的书免费赠给大家看。我们在一旁看了，说：“老百姓现在生活都成问题，你们还是直接派钱派米吧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们会觉得有意思吗？

　　至此，民间组织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，大概可以迎韧而解了。按贾西津所长所说的话，只要不违反他们当初对捐资人的承诺，也就是所谓的组织宗旨，他们的行为就是合法的。至于捐资人是否满意，因为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是否能够继续获得支持，所以他们自己心里是有算盘的。

　　强调民间组织与公众的关系，并不是说，民间组织在向社会给予时，完全不用考虑公众的需要和想法。相反，搞好每一次社会需求的评估，是民间组织运作的必经程序，这也是维系其自身公信力的重要保证。问题是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其群体结构必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，不同的社会群体则联结着不同的利益需求。任何民间组织，哪怕是官方组织，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需求，它甚至无法满足某一社会群体的所有需求。社会的多样性，决定了民间组织的多样性。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。

　　当社会向某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和价值定位提出要求的时候，是否也应该尊重民间组织的自我选择。因为对民间组织个性的尊重，也是对社会其他不同利益群体的尊重。

　　最后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“圆梦之旅”等组织目前所遭遇的困境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一再强调，我国要建立现代的服务型政府。不可否认，这一目标的背后，其实正隐含着以往政府服务不到位的现实状况。官方组织满足不了的民众期待，自然寄望于那些与民众距离更近的民间组织。只不过，民间组织只是在整合民间零散资源来办事，力量是有限的，如果政府的职能部门长期缺位，单靠民间组织来弥补，肯定有着无力承受之重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期待民间力量快点茁壮成长，但另外，还必须继续督促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服务，特别是在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，一定要强调政府的义务和官员的责任。因为民间组织，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有益补充。

依然善良

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~~~~

草根

希望政府能真正重视起来...

天涯浪子

我们可以期待民间力量快点茁壮成长，但另外，还必须继续督促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服务，特别是在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，一定要强调政府的义务和官员的责任。因为民间组织，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有益补充。